但是，当前经济仍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一是外贸出口继续大幅下降。
2020年3月中下旬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我在一季度末的分析是，下一步全球疫情恶化，需求萎缩，我国出口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都记得，2019年底，国内正在讨论的是经济增长应该加大刺激保六，还是应该在力推结构性调整同时守五。
但是我个人看来，根据对中美以及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及驱动因素分析，中国经济相对较快的追赶趋势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延续。那时谁也想不到百年不遇疫情即将会向我们袭来，并对世界经济运行造成二战后最大负面冲击。体制政策需要及时对经济结构演进派生的风险加以必要监管，同时要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起到持久保护和激励作用。岁末年终，我想梳理中国经济2020年几个方面的没想到，在此基础上概括经济增长减速和相对美国经济的追赶提速，再对中国未来长期的追赶做一个简单的畅想，最后说明要实现这样的追赶前景需要哪些政策抉择。盘点我国在疫情以来的经济走势，与国际做比较，我们能发现有很多的没想到： 没想到之一：疫情控制效果 无论从时间序列还是从截面数据，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国疫情防控效果远好于预期，领先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
比如，美国能否保持3.5%的年均名义增长？另外，经济的长期增长不会是一个线性的推展延伸，会叠加周期的波动和短期的起落。这个分析的逻辑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没想到下半年外贸特别是出口强劲反弹。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相应调低利息率。再比如，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也可以激发巨大的潜力。图2.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7天 数据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图3.国债到期收益率 数据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消费，就要降低储蓄率。2021年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三把火：一是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现实，尽快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
造成消费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进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
正是在上述错误认识下，造成我们在疫情严重冲击下的救助资源大部分流到投资端，而对居民的救济、补助等转移收入总量较少、占比偏低。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首先，在释放和激发传统消费增长上，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手段。疫情冲击后，居民对工作、收入预期自然持谨慎态度，加之疫情冲击下中国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导实际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不断上行，结果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达9.5%，而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增速高达10%以上。
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18%，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根据收入及地区细分数据测算，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为18%，虽然不同的统计主体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但是也说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上升从2013以来才开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万人。又比如，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可以促进传统消费需求。三是既要扩大传统消费需求，更要创造新消费需求。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在GDP占比应达到70%左右才能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动力结构。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若不加以区分，不但会掩盖消费疲弱的真实情况，还有可能严重误导决策。
与此类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泡泡玛特潮流玩具、故宫文创产品等等，都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拼多多用五年多时间就崛起为中国电商第三极，说明三四线城市、县乡消费、老消费也存在挖掘机会。
得益于生产端的率先恢复以及海外部分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历史高峰。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估，2020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为2530万辆，同比降幅2%左右，远好于原先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0万辆，同比增长8%左右。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7.1、422.5和14.6。因此，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是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参见戴维·S·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253-254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106年。就当前而言，这种自主性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其原因与宏观大背景以及众多的因素有关，在此无法予以展开，仅仅从自主性的供需两侧稍作分析。
深层原因则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一些本质特征有关，如超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创造性破坏效应，以及因互联网等新技术所带来的财富集中、收入和就业分化等社会性问题。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社会影响有着极其复杂的作用机制，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三个方面：其一是互联网等新技术使收入分配更加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这加剧了财富向最富有阶层集中的趋势。
9.威廉·鲍莫尔：《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第22页和第129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毫无疑问，马云所面对的困境的突发原因，与2020年10月24日那个富有激情，甚至有些火药味的演讲有关。
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这些特征与生俱来，因而在某程度上也是超级平台的一种原罪。其二是惧于寡头公司的强大影响力，缩手缩脚，以至于出现大而不能倒大而不能拆大而不能管的问题。
不仅本已板上钉钉，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的上市钟声未能如期敲响，摆上庆功宴的香槟未能如期打开，云集在蚂蚁名下的众多名流精英即将到手的巨额财富也成了一场空欢喜[1]，而且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姊妹公司阿里巴巴也大受牵连，股价已经从2020年10月27日最高位的317美元一路下跌到当年12月24日的222美元，每股损失近一百美元，市值缩水近30%。10.这并不意味着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所有创新都应该被禁止，而是禁止那些社会成本高于社会收益的创新活动，这意味着监管者需要对创新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进行权衡。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社会影响，无疑也是马云和阿里巴巴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在美国，由国会、司法部和各州所发起的针对四大互联网巨头——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的反垄断行动，包括听证、调查以及起讼和司法审理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一被媒体戏称为淘宝大战工商局的事件[12]，自然引发各界关于阿里巴巴大而不能管的质疑。19.最新的一个例子是超级平台进入社区蔬菜零售市场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尤其是平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补贴抢走小贩的生意，被认为不仅涉及不当竞争，而且也危及小贩的生存。
在商业批发和零售领域，可以看到线下商店的全面衰落以及线上零售的蒸蒸日上。垄断问题和不满的日积月累已经接近某种临爆点，这让监管风暴呼之欲出。
但是，现在监管的利爪已经长出，能力缺失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改观：通过立法过程的不断加速，以及新立法和既有法规修订的双管齐下，与平台有关的各种监管法规，包括金融科技监管和反垄断的法规体系曾经存在的空白已经被补上，这为依法监管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石。20.2020年12月17日，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致函市场监管总局和交通部，呼吁继续对四年前滴滴优步合并案进行反垄断调查，并查处平台存在的其他垄断行为。
猝发事件会产生某种焦点效应，让各种本来是散乱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并让更深层次的因素逐渐显露，其结果是一个更大的事件或风暴的降临。二是平台聚合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也要比传统线下的成本低得多。超常的范围经济效应使得平台跨行的、多元化的经营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多元化程度越高，范围经济效应可能就越大。事实上，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注欧美国家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动态，这种关注必然会以示范效应的方式转变为国内反平台垄断的呼吁和行动压力。
如同博弈论所揭示的，当你通过非理性行为能够获得比理性行为更大的收益时，非理性行为才是一种真正的理性行为[4]。到了2020年，前十富豪中有五个与超级平台有关。
与此同时，在各种会议、论坛和自媒体中，专家和公众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参与其中。本文将遵从剥洋葱式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方式，从突发原因到中层原因，再进入到深层原因，以便对此困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科技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给出一种尝试性解释。
长期以来，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都使马云赢得了无数的喝彩和掌声，让媒体、投资者和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当然也使马云成为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甚至是整个互联网世界无可替代的最佳代言人。很明显，马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互联网的这种异常强大的创造性破坏特征，或者说与之高度契合。
